本文摘自：《历史需要细节——一个后代眼中的老外交官往事》，作者：王民伟，出版：山东画报出版社

当“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1967年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陆续发生了“夺权”闹剧。之后，围绕着支持与反对“革委会”，内乱愈来愈烈，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在北京，造反派们热衷于玩“国际大活儿”，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新中国成立，英国于1950年1月6日致电中国，承认中国的新政府，并表示愿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6月17日，中英双方互派代办。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以往的旧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进行了清理与废除，但从战略上考虑，与香港、澳门等相关条约未列在清除之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思想占了上风，也影响了香港局势，一些香港左派也行动起来。港英当局惶惶不可终日，对罢工、游行的群众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打死打伤数人，对一些报刊采取了停刊，并逮捕了记者。这样一来，中国与港英当局的矛盾激化。

1967年5月，香港一家工厂劳资双方发生冲突，工人们进行游行示威时遭到港英警察的武力镇压，开枪打死一人、逮捕数人。中国外交部对此事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要求港英当局无条件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立即接受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5月19日，北京举行10万人群众大会，抗议港英当局的暴行。

在中国与港英当局矛盾日益激化时，《人民日报》以“血腥大屠杀”为题，报道港英警察开枪打死打伤二三百人，有意夸大只死一人的事实。《人民日报》6月3日发表社论，号召香港市民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推翻港英当局的反动统治。

周恩来总理针对发生的一系列事端，立即召开了外交部、外办、港澳工委等单位的会议，强调同港英当局斗争要严格遵守中央有关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批评了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过左的做法是无政府主义思潮。香港的工作照搬国内红卫兵做法，行不通。周总理还质问有关单位:“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

毛主席1970年12月18日接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时说:“1967年夏天外交部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1967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见外交部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时极力煽动造反派夺权，他说:“揪陈大方向当然对”，“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二十几岁的人为什么不能当外交部长？”“部党委的班子不动动怎么行？”……于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兵团”等组织，砸、抢、封了外交部政治部，将外交部副部长的办公室贴上封条，副部长们被关押写检查，宣布夺了外交部的领导权。

造反派夺权后，立即策划并组织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当时港英当局下令查封了香港几家左派报纸《夜报》、《新午报》、《田丰报》，并逮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文汇报》、《大公报》的19名记者及34名报社工作人员。8月20日，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限令48小时内解除对报纸的封查令和释放记者、报社工作人员的最后通牒，否则后果自负。外交部的一批反陈毅追随王力、姚登山的造反派成立“反帝反修联络站”，与北京高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地派”联合，预备8月22日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总理获知消息后，立即找来“反帝反修联络站”的负责人，想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但未能如愿。最后在得到该组织者不冲击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承诺后，周总理才结束这次艰难的对话，那时已是8月21日深夜了。

196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基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这篇报道，以在“门前”开大会，掩盖了数千人闯入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事实；以“红卫兵”自发的“示威”，掩盖了一件有组织、有计划犯下的严重涉外事件，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

40年过去了，为了在回顾历史事件时尽可能地恢复它的原貌，现将美国作家韩丁于1971年采访清华大学时写的《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对直接参加“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清华大学“414”红卫兵头目高衡庆的采访记录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加工，对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进行了追记。

1967年8月22日，在清华大学“414”总部值班的高衡庆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是外交部“反帝反修联络站”的人。他简明扼要地说，8月22日晚要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前举行一次抗议港英当局迫害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大会，邀请清华大学“414”红卫兵参加大会。高衡庆向他的头头汇报后，当即表态愿意参加这次示威活动。“反帝反修联络站”的人表示马上到清华大学来介绍情况。

清华大学“414”广播站立刻发出紧急通知:“‘414’的红卫兵们马上到××楼阶梯教室集合，召开紧急会议。”“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来人衣着整洁、气度不凡，金丝眼镜后闪烁着狡黠的眼神，他用巧舌如簧的讲演开始了动员，他列举了港英当局的种种罪行，宣讲了外交部48小时通牒的照会。话锋一转，他讲道:“到现在为止，港英当局一直不作回复，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开大会就是要压一压他们，显示红卫兵的力量，让他们知道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造反派是不好惹的！”他还煽动说:“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收集了我国许多重要情报，带上锥子、钳子，到那以后有必要时打开他们的档案柜，把情报拿回来。”“大家要穿深色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开枪，不要留给他们明显的目标。”“会英语的同学站在前面，都带上电筒。”最后，他又拿出一张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位置示意图，标明代办处内各建筑物的位置及电源闸盒、水管等设施的位置。

向英帝示威的神圣，“神秘”任务的重托，使红卫兵们情绪高涨起来。当第一批红卫兵上路后，“414”又快速地将第二批红卫兵派了出去。英国驻华代办处位于日坛公园附近光华路使馆区内。天还不黑，英国驻华办事处已被数万名红卫兵围得水泄不通。开始，大家都很守规矩地坐在那里，呼口号、唱歌、念抗议书。天黑下来后，架起了探照灯，雪白的灯柱划破天空。高音喇叭不断传出:“离最后通牒还有×小时，你们到底何去何从？”一遍又一遍的质问声加上震耳的“造反有理”的歌声和抗议的口号声使宁静的夜晚充斥着紧张气氛。清华大学“414”的高衡庆见到l0点钟通牒的期限已到，他找到“反帝反修联络站”的负责人，问下一步该怎么办，得到的答复是:“虽然周总理说了不让冲英国驻华代办处，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晚10点40分，在一位手持喇叭的人指挥与鼓动下，代办处正门开始躁动起来。先是向院内投掷墨水瓶等杂物，后来人群开始冲击有8排赤手空拳的解放军组成的人墙。有人试图从解放军人墙上爬过去，有的人爬上铁栅栏试图翻进去。几经反复冲撞，解放军组成的人墙给冲破了，人群涌人院内。在冲击正门时，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从代办处西墙翻人院内，10分钟后又有人突破北墙。冲进办公楼的人将桌椅及一些用品从窗户扔出。晚11点左右在游泳池旁的车库开始点燃大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里的门窗、地板、汽车房及7辆汽车被大火吞噬。在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两辆汽车也被火烧着。不一会儿，呼啸的救火车赶来，在解放军战士的奋力协助下，大火被扑灭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十几位外交官躲在办公楼地下室的一间密室中，外面的烟沿着风口灌了进来，在解放军战士的抢救、护送下，他们来到院子里，在这里他们挨了打。

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我们从地下室来到院子里时，院子里已有近5000人了。有人抓住我的头发拖，揪住领带勒，用手中拿着的东西朝我们打来。不一会儿，我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办处的人不仅受到唾骂、挨踢，还被强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后来警察进行了干预，将我们撤离了代办处大院。在向外走时，还有人不断撕扯我们的衣服。”“有几名女士曾经想到对面的阿尔巴尼亚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他们关上了使馆大门。两位姑娘进入了荷兰使馆，受到保护。”

广播中传出周总理与“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联名指示，命令所有进入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人立即撤出，停止一切破坏行动。这样，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力事件才逐渐平息下来。清华的高衡庆说:“实际上，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举动不大好，为什么我们国家要采取这种暴力？接到周总理指示后，我们都撤离了，都感到做错了事。大楼是怎么烧起来的，是个谜。”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火烧起来后，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造反派组织代表，强烈谴责了这次违法行为，并断然否定了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的方案，命令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立即撤出外交部。8月25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单独召见了刚从上海毛主席那里回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最近北京发生的大事和对形势发展的担忧。并将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让他立刻回上海交给毛主席看。8月26日，毛主席对杨成武发出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并在王力“八七”讲话稿上写上了:“大大大毒草。”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对戚本禹也做了同样处理。

北京发生“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之后几天，中国驻英代办处也受到英方的报复，几名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众所周知，驻外大使馆象征着所属国的领土，不可侵犯；外交官享有外交豁免权，人身自由不容侵害。然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这种在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践踏国际 公约、侵犯外交使者安全的事却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件让中国蒙受耻辱的悲剧。为此，中国政府投入巨资修缮了被烧毁的馆舍，对毁坏的物品作了赔偿。周恩来总理在1971年3月2日接见新任英国代办谭森时就这次事件向英方作了正式道歉。

当闹剧成为历史，人们会关切地问那些放火歹徒是否受到了惩处？那操纵事件的黑手的内幕是否揭开？不得而知。在我探寻事件发生的经过时，感到“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始作俑者是在制造大的国际纠纷，妄图从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手中夺取外交大权的一个阴谋，但最后因毛主席的决策使那幕后黑手未能得逞。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